首页-无极荣耀.注册首页

  首页-无极荣耀.注册首页---主管Q2210165---每一年,尼曼实验室都会邀请全球范围内“最聪明”的百余位资深媒体人,预测新一年里新闻业可能发生的变化,以期在茫茫黑夜漫游中点亮几丛炬火,窥见迷雾中的未来。

  去年年末,全球各地的媒体人们照旧进行预测时,恐怕预想不到后来会有一场疫情如黑天鹅一般,彻底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媒体行业的生态。

  如今,2020年就要过去。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选尼曼实验室预测中的7个观点,邀请你一起,站在2020年的尾巴上,回顾过去一年,看看哪些预测成了真,哪些预测只是幻影,又有哪些改变了轨迹?

  2019年,数字媒体和纸媒都面临新一轮痛苦的裁员和倒闭。从BuzzFeed News到Gannett到GateHouse,还有《皮卡尤恩时报》(The Times-Picayune)、Vice和Splinter等,整个新闻业遭受重创。伴随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潮到来的,是被解雇的记者们的手足无措和那些看似乐观却没有说服力的推文。

  据估计,2019年有近8000个媒体岗位流失。CJR认为,记者岗位消失超过3100个。我也亲眼目睹了有才华的记者们失去工作,选择离开传统的新闻工作,或者彻底退出媒体界——这样他们才能养活自己。

  除了失业风险,还有一些记者面临着被迫从事自由职业、兼职、合同工或临时工的困境,他们在努力寻找或留住能够保证稳定并提供健康福利的工作。

  我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在2020年不会得到改善。仍然会有记者失去工作,不得不为了生计做出妥协。他们会继续从事没有保障和福利的工作,或者尝试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谋生。还有部分记者将永远离开媒体。

  非常遗憾的是,站在2020年的尾巴上,我们发现,Glickhouse做出的预测是准确的。在疫情的打击之下,2020年的媒体人失业状况,比前一年更加严重。今年4月,新闻网站Poynter开始更新媒体的裁员、减产等情况(以美国为主),其中,既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老牌巨头,也有《蒙特利县周报》这样的地方报纸。

  这份“Poynter的名单”从2020年的4月6日开始记录,几乎保持每日更新,直到截稿的前一日,这份名单又进行了一次更新。现在,“Poynter的名单”已长达近十页,以一种堪称触目惊心的方式映证着Glickhouse做出的预测。

  注:今年8月,全媒派曾详细报道过2020年美国新闻业的裁员情况,《裁员、裁员、裁员…这会是媒体最艰难的一年吗?》

  2018年,我被邀请对2019年的新闻业做出预测时,提到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新闻业的社会影响,而不是浏览量之类的数据。2019年,Chicas Poderosas在拉丁美洲工作,这个地区发生的一切使我相信,我们所追求的新闻业的社会影响,来自社区和合作(community and collaboration)。

  虽然记者的工作一直被视为一种孤独的工作,专注于争夺署名权或独家新闻,但行业和整个世界的现实情况为一种新的、更具协作性的新闻工作方式打开了大门。

  在新闻机构不断倒闭、新闻编辑室不断萎缩、记者仍然被要求少花钱多办事的情况下,记者与新闻编辑室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改进报道的可能性和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重要问题的机会,以及学习和交流经验的机会。

  2020年,我们很期待合作的路径将把我们带去哪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什么,以及如何复制这样的实践经验。但有一点我很肯定——新闻业的未来,是合作。

  与第一个悲观预测不同,在2020年行将过去的时间点上,我们欣慰地发现,Santos的预测同样可以说是准确的。2020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加使记者们认识到“合作”的紧迫与必要。今年三月,尼曼实验室发表专项报道,记录在疫情中记者与新闻编辑室合作相助的案例。

  在危机中获取准确的信息至关重要,因为这与人们的生死密切相关,这也是疫情中全球的记者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的原因。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互相合作,彼此支持,避免重复以争取多样化的报道,扩展彼此工作的影响力。

  例如,谷歌在2015年主导建立的,旨在帮助记者掌握核查信源的必要知识及工具的新闻网站First Draft News在疫情中再次发挥了协调作用。在此之前,FirstDraft以协调世界各地的合作,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而著名。现在,该机构召集其以前及现有的合作伙伴,就新冠疫情展开合作。他们还提供了表格链接,想加入的记者可以通过填写表格与新闻编辑部联系。同时,First Draft还负责汇编了对报道疫情有帮助的教程和指南。

  2020年会是积极反击的一年。我们坦荡地将记者,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种记者遭受到的可怕骚扰记录下来。

  骚扰不仅发生在网络评论区和社交媒体中,也发生在线下,有时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

  越来越多的组织希望找到积极的反击方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这种可怕的、不断恶化的现状。在2019年的加拿大大选中,ParityBOT试图通过在推特上发布积极推文来对抗针对女性候选人的负面推文,这些积极的推文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Maite Taboada等研究人员也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识别和推广有建设性的评论。各新闻机构会在自己的评论区尝试这些工具,读者和民间组织在制定支持受骚扰记者的策略方面也会变得更加精明。

  性骚扰问题一直是媒体行业的沉疴,棘手的是,站在年末,我们仍然很难一锤定音地判断Tworek的预测究竟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本月,全媒派就媒体业的性骚扰现象做过详细的分析:我们必须承认,性骚扰问题在媒体行业中仍然十分猖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与国际新闻安全组织共同发布的《女性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和骚扰情况全球调查》报告中,977位女性媒体工作者中近一半的受访者(47.9%)表示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

  另一份来自人才创新中心的名为《#MeToo对美国企业意味着什么》的研究报告中也显示,在八个行业类别中,有34%的女性和13%的男性遭受过性骚扰,而这样的性骚扰在媒体行业中更为猖獗。

  但同时,行业内对性骚扰现象的反击的确更加有力。专业记者协会(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DartCenter、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大小小的新闻机构或指定政策,或通过视频等宣传手段提高认识,大家都在“积极反击”。

  所以,正如Tworek所说,即使这一预测有些乐观,但至少,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公开情报分析”(OSINT,Open source intelligence)曾属于情报领域,但在2020年,更多的记者将利用数字开源的力量进行新闻报道。用于新闻源的开源情报建立在从新的摄像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中衍生出的广泛的数字资源基础上。

  一项OSINT调查不仅仅是通过单一的方法来获取真相,而是结合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来浏览网络中的数字资源。卫星图像、社交媒体、风向、天气、船只移动数据库等你能想到的一切,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结合起来,重现过去的环境,以便更好地理解在特定地点和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这起初只是Bellingcat的Eliot Higgins等“书呆子”的业余爱好,现在,却将颠覆数字时代的调查性新闻。

  2019年,Tow Center和全球调查新闻网都发布了“如何进行OSINT新闻报道”的指南,BBC将“掌握开源媒体的艺术”作为2019年的首要任务。这些行动的效果,将会在2020年开始显露,越来越多的记者将采用OSINT的方法来进行新闻报道。

  正如Grut在预测中所说,2019年,OSINT新闻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这一探索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不仅仅在美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开源信息都成为记者报道中的重要工具。

  11月上旬,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发表在《青年记者》上的一篇论文,同样讨论了公开情报分析新闻在新冠疫情中的应用——疫情中有一篇名为《世卫总干事为何遭遇与中国相关的数字迷因攻击》的调查报道受到了广泛关注。采编团队收集了今年6月到8月之间社交媒体上流传上的针对世卫组织与中国政府的“阴谋论迷因”攻击的开源信息,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缜密的分析追溯了相关数字迷因的形成和传播过程,辨识出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多个华语社区,最终锁定了后线年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媒体生态,同时也为OSINT在新闻业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Grut所预测的那样,OSINT投入新闻业应用的效果,将会从此开始展露。

  过去几年,美国媒体寻求读者方面收入的增长,不断收紧他们的计量付费墙(metered paywall)——从几年前许多媒体每月允许读者免费阅读10篇甚至更多文章,到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平均每月5篇。这种转变对媒体来说大体上是成功的,收紧的付费墙意味着更多的读者被要求付费,而这又会带来订阅率的提高。

  但2020年,这种趋势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多数媒体的可免费阅读文章数已经达到5篇甚至更低的情况下,再次收紧计量付费墙只会把新的访客拒之门外,导致流量和广告收入大幅减少。进一步收紧标准并不是明智之举,订阅是一种忠诚的行为,读者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培养出对媒体的忠诚度和亲和度,然后才有可能支付费用。

  这种转变有很多值得我们兴奋的地方。计量付费背后的逻辑是,每篇报道对用户最终订阅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而免费+增值和动态模式的付费墙则让我们思考,不同的报道如何对订阅做出贡献——带来新的读者,推动参与度,促进订阅或者加深订阅用户的参与度等等。这对编辑、产品、数据科学各方面都带来新的挑战,媒体将不断进行实验和调整,以使他们的付费模式与用户的行为保持一致,这是非常令人着迷的。

  这个时代,每个新闻机构都必须具备技术竞争力——这也是媒体公司越来越依赖科技公司来保持产品迭代的原因。但2020年可能会提出新的挑战,让我们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科技公司最终会不会依靠记者来帮助他们进行新闻判断?

  科技平台已经开始承认他们会对给用户提供虚假消息以及给广告商造成的尴尬后果负责。但他们努力收效有限。科技公司并不具备识别虚假信息提供者的能力,无论是关于境外的虚假消息还是医疗骗局。

  路透社于今年五月发布的《2020年数字新闻报告》(2020 Digital News Report)中写道,“记者不再控制信息的获取,(人们)更依赖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另类事实’,其中一些信息与官方意见相左,具有误导性,或者干脆就是虚假的。”

  因此,尽管我们非常期待看到Crovitz预测的现象出现,但至少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公司依赖新闻业打击虚假消息”的那一天,仍然没有到来。

  随着新闻商业模式的压力不断增加,非营利性新闻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新闻是一门昂贵的生意,但这在20世纪并不是问题,当时的报纸可以达到20%至40%的利润率。但一旦股东们习惯了这样的数字,就很难接受个位数的利润率。

  而非营利性新闻业(nonprofit journalism),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为那些属于公共产品但可能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活动提供资金。根据非营利新闻研究所的数据,“近12年来,美国非盈利新闻编辑室以每月建立超过一个的速度启动”。现在,已经有212家新闻组织成为非营利性新闻机构。

  正如媒体经济学学者Robert Picard所指出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从赞助到读者订阅,再到广告,新闻业的实践一直得到外界的补贴。如今,非营利组织纷纷寻求富人和慈善基金会的赞助,或要求读者成为订阅者、会员或赞助人。新闻机构向读者寻求资金支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一个社区中争取足够多的人提供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多年的运转,这是一个挑战,但也是必要的,这可能是修复北美新闻业失去的信任和公众参与的一种方式。

返回列表